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官网上看到,这个小组于2006年由“何祚庥、郭正谊、袁钟(后退出,编者注)、司马南 (微博)等组成,并以个人名义发起募捐。”方舟子是主要的受资助方之一。在发起之时,募集小组承诺,“控制下的捐款账户及资助行为愿意接受包括国家行政机关、新闻媒体在内的各界的监督。”罗永浩质疑,“方舟子打假基金没公布过一次支出明细,包括方舟子的安保费用花了59万。曾经说的欢迎监督哪去了?”对于罗永浩的怀疑,当事人方舟子昨日告诉记者,虽然打假资金募集小组是因为他而建立的,但是他并不参与到这个小组里面的管理,资金的情况他也不清楚。而负责管理打假资金募集小组的彭剑回应称,打假资金募集小组是一个网络上的私募性质的组织,和基金没有半点关系。资金募集小组目前支出细目不公开,“将来会在适当的时间公布账目”。彭剑说,资金会接受内部监管小组的监督,监督小组成员由两位人士组成,但不方便对外公布姓名。彭剑还说,非常希望有足以让公众信赖的注册在北京的基金会能够无偿代管资金募集账户。一受到质疑就退款?罗永浩曾通过彭剑认识了方舟子,宴请过二人,并于2006年向“资金小组”捐款一千元。但罗永浩后来对“资金小组”应对质疑的态度越来越不满,“公众询问时,方舟子表示没捐款的无权过问,捐款的只能过问自己捐的那部分。”收到对方的汇款单,罗永浩火了:“骗来的钱可不是你想退就退的。当初承诺会公布账目,五年多了都没兑现,现在被大家质疑了,就想退几笔钱了事,天下哪有这样的好事?”彭剑对此回应称,如果捐助者对自己的捐助有疑问可以直接发邮件到网站上公布的邮箱,他会逐一回复。捐款人如果表示不信任,资金组就会退款。近半年来,除开罗永浩,还有一名上海的捐款者提出了质疑,2月份的时候他也已经处理过了。为什么向罗永浩汇款2500元?彭剑表示是他私人出的钱,2500块钱包括1000块钱的捐助款和当时吃饭罗永浩付的饭钱(彭剑自己估计饭钱差不多七八百,他按照物价增长算的是750块钱乘以2)。彭剑声称,汇款不过是希望罗永浩不要再胡搅蛮缠了。是否涉嫌漏税、欺诈?曾有过“鏖战西门子冰箱”经历的罗永浩,自然不会就此罢手。不想一直只纠结口水战的罗永浩决定,于本周四上午依次到民政、税务、公安部门举报方舟子的基金。罗永浩说,他通过咨询相关的律师,认为打假基金起码存在3个问题。1.如果没有注册、没有资质的公募基金,就可以到民政部门举报。但方舟子的基金网站上这是由个人发起的捐赠行为,是“资金”而不是“基金”,所以在民政部门的举报会有难度。不过也有律师指出,用于公益目的的资金,如打假是不能由个人发起和收受的,所以这个“资金”也是有问题的。2.如果打假的钱不是公募基金,那大家捐钱的行为就是个人捐赠。但大家捐赠给了彭律师,彭律师又捐助给方舟子花,那两次转手都需要交很高的个人所得税,我怀疑他们没交税,所以要去税务部门举报。3.发起公募基金或者资金募集时发起人承诺过账目会有监督,但现在方舟子和彭律师拒绝公布账目明细,捐款人有理由据此怀疑方舟子和彭律师搞欺诈,那就可以报警处理。
本报讯 (记者魏铭言 实习生张婷) 昨日,北京市民刘巍向北京市政公交一卡通公司邮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要求公开IC卡成本明细及巨额押金利息去向。 公开资料显示,截至2011年5月,北京市已发放约4000万张公交一卡通。刘巍和她的代理人算了一笔账:按照每张卡缴纳20元押金计算,押金费用超过8亿元;再按银行一年定期存款利率3.50%计算,仅沉淀押金的年利息就高达2800万。 同时,刘巍向西城区地税局寄出一封实名举报信,要求地税部门责令北京一卡通公司向消费者开具押金发票,并依法予以处罚。 退卡不退押金索发票被拒 2007年,刘巍在北京市公交集团办理了市政公交一卡通,并一直使用至今。 2012年2月,刘巍不小心将卡折断了一个角,导致该卡不能继续使用。因卡内尚有之前充值的交通费余额,遂到公交公司去办理退卡事宜。 2月16日,刘巍在石景山区衙门口公交总站办理退卡事宜时,得到的答复是:交通费余额可以退还,但需要办理后过7天才能再来取款;至于办理该卡时所缴纳的20元发卡押金,因该卡已损坏,故无法退还该费用。 刘巍希望拿到20元押金发票,工作人员表示已经损坏的卡是不给退费的,也不给票据,并称这是“公司的规定”。 向一卡通公司申请公开三问题 “同样是收取押金,为什么北京收20元,广州收30元,济南收10元?从最初的100万张到现在的4000万张,为什么20元押金标准未变?几亿押金存在银行,一年利息有多少?用到哪儿?应该给交押金的公众一个交代。”带着这些疑问,刘巍向一卡通公司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在《政府信息公开申请表》中,刘巍申请公开三个问题:1、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押金总额产生的利息数额、用途及所属;2、自2007年至2011年,每年所有一卡通的卡内余额的平均流量、利息数额及用途;3、IC卡20元成本明细。 刘巍认为,根据法律规定,一卡通公司应在15日之内给予申请人答复,希望对方不要让消费者失望。 举报“一卡通”收押金拒开发票 刘巍还向北京市西城区地税局实名举报一卡通公司不退还押金又不开发票的违法行为。刘巍认为,《发票管理办法》规定,“销售商品、提供服务以及从事其他经营活动的单位和个人,对外发生经营业务收取款项,收款方应当向付款方开具发票”,因此,任何单位和个人有权向收款单位索要发票。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有限公司对应开具的发票不予开具,明显违反了法律法规的强制性规定。 对于市民申请信息公开,昨日北京一卡通公司并未回应。 ■ 背景 六年六提案要求公开 本报讯 北京市政协委员、北京华磊邦得集团董事长石向阳(微博)关于公开“一卡通”押金使用情况曾六提提案,但结果正如他在第六份提案的开头所写:公开“一卡通”押金的使用情况,本人已经第六次提出,鉴于目前状况,这一问题仍未得到合理的解决。 公交地铁无力向一卡通公司付费 去年3月,北京市国资委回复该提案时表示,当前北京市使用“一卡通”的乘车人次分别已占公交、地铁总客流人次的88%和72%,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是一卡通公司最大客户,公交地铁刷卡金额占刷卡总金额的99%。一卡通公司收入的主要来源是客户每笔刷卡行为应支付的手续费。但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的年度财政补贴中并未含有“一卡通”的结算费用。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作为公益性企业无力向一卡通公司支付结算费。 北京市国资委称,市财政于2008年向一卡通公司补贴了1.5亿元(其中0.5亿元通过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向一卡通公司支付),于2009年向一卡通公司补贴了1.3亿元,于2010年向一卡通公司补贴了1.3亿元,供一卡通公司维持运营,但仍无法弥补一卡通公司的亏损。 建议设立监督小组每年听取汇报 市国资委认为,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是为市民提供公共交通的公益性企业,一卡通公司是为公交、地铁提供刷卡服务的企业,市财政应采用“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直接或间接(通过公交集团、地铁运营公司)向一卡通公司支付费用。该委已多次向市政府建议由市财政局、市交通委尽快研究核定一卡通结算手续费率标准,依此向一卡通公司支付结算手续费。 石向阳建议,有关部门应敦促城市交通运营部门偿还手续费,其他运营资金缺口予以一定的补贴。建立公交IC卡押金专用账户,在经过听证等程序后,委托金融公司对资金进行合理的运作,每年公布资金运作情况。此外,应成立由北京市人大代表、政协委员及消费者权益保护部门联合组成的监督小组,每年度听取相关情况的汇报。本报记者 汤旸 ■ 调查 买卡容易退卡困难 近日,公益律师黄溢智和同事对北京公交一卡通退卡现状做过一个小调查。 市政公交一卡通官网显示,目前全市拥有一卡通充值网点613个,分布在地铁站、公交站、超市等处;退卡点仅59处,不到总网点的10%;如果卡内余额超过100元,还只能到西单民族文化宫处唯一网点办理退卡。不仅如此,调查发现退换坏卡还需要往返两次网点、排两次队,中间间隔7个工作日才能拿到卡内余额。 网上搜索“IC卡制作”,超百万购买量的一张卡的成本最低可降到2-4元,出厂价格7元左右,与“20元”有相当的差距。 但根据现行《北京市政交通一卡通卡发行使用办法》第12条规定,如余额超过100元,办理退资时还必须出示当时的办卡凭证和充值发票,并按卡内余额的10%收取退资手续费。 《办法》还规定,当IC卡是由于人为损坏时,押金不能退。 黄溢智称,实际调查发现,无论什么原因,只要卡内信息无法读出的,押金都不退。只有当卡能正常使用时,退卡时才能退押金。本报记者 魏铭言
今年龙宝宝扎堆儿,为了解决准妈妈们建档难的问题,昨日,市卫生局下发《针对本市常住人口孕产妇住院分娩服务管理工作的通知》,明确要求,各三级医院要优先接诊本区产妇,比例要力争达到50%,要为对口区县转诊或首诊来的高危孕妇建立产科门诊病历,在相邻的二、三级医院之间,各区县要建立联动关系,引导孕妇到还有床位的二级医院产检分娩。优先接诊本区产妇市卫生局要求,三级助产机构要根据自身资源允许范围,合理制定、建立产科门诊病历数量,优先保证辖区内孕妇建立产科门诊病历(包括本区县户籍、本区县工作、本区县居住的孕妇),这个比例要达到50%。其次,三级机构还要为对口区县转诊或首诊来的高危孕妇建立产科门诊病历,比例要达到30%,最后为其他情况孕妇建立产科门诊病历,比例20%。此次,市卫生局把协调权限下放到了各区县。各区县卫生行政部门要负责协调和指导辖区三级助产机构与本区二级助产机构建立孕产妇产科门诊病历及分娩的分流措施。据了解,按照要求,目前,各区县已经将协调确定的分流关系情况报市卫生局。这其中包括,辖区内三级助产机构要与周边多家二级机构建立相对固定的联动分流机制。不得推诿高危产妇此外,今后,二级助产机构的高危孕产妇持北京市高危孕产妇会诊三联单去上级医院就诊,就诊的三级助产机构不得推诿。同时,全市各助产机构都不得以任何理由拒收危重孕产妇,应急床位先由妇产科内部解决。市卫生局要求,对于高危孕产妇,其会诊三联单上的会诊意见要由副高及副高以上职称的专家填写,由孕产妇带回建立产科门诊病历的医院,如果病情不允许在二级助产机构继续治疗,会诊的三级助产机构应该遵循首诊接诊的原则,对高危孕产妇实施诊治,为其建立重要检查及入院的“绿色通道”。■对话卫生局:“优先本辖区”不是硬指标记者:三级医院一半床位留给本辖区孕产妇,是硬性规定吗?郗淑艳(市卫生局妇幼与精神卫生处副处长):这个虽然不是硬性规定,但我们会强烈引导三级助产机构去这么做。现阶段,考虑到各家医院的情况和存在的实际困难,市卫生局还不会按着这个50%的指标去查每家医院。 记者:如何保证二级助产机构的接产质量?郗淑艳:目前,本市所有的助产机构都是经过行政许可的,所有机构的硬件和软件条件都是符合标准的,孕产妇尽可放心。如果真有高危转诊或有急诊需求的,我们都会有绿色通道直接接诊,保证母婴安康。记者:目前本市接产能力上限是多少?会否考虑再增加床位?郗淑艳:从目前来看,全市接产能力在20万至25万左右,完全能够满足全市孕产妇的床位需求。因此短期内,我们暂时不考虑增加床位。■个案连跑3家“三甲”建不上档早上8点,北医三院产科诊区内已经坐满了前来检查的孕产妇。怀孕六周的张女士在丈夫的陪同下准备在此建档。“早上4点来排队,排在前面的人已经很多了,还不知道能不能建上。”张女士说自己今年30岁,第一次生孩子,为了能有较好的环境,于是决定在大医院建档。然而,北医三院产科工作人员告诉他们,截至11月的床位都已经预约满了。等待5个多小时后,张女士被告知不能建档,而这已经是他们夫妻俩跑的第三家三甲医院了。无奈之下,最终,张女士选择来到二级医院隆福医院进行产检,由于排队的人并不多,不到10分钟他们就挂完号,一系列检查下来,总共花了不到一个小时的时间。“虽然是二级医院,但因为人少,就诊整体感觉还不错,建议准妈妈们还真是可以考虑到二级医院试试看。”张女士说。大医院都喊超负荷,产妇却还建档难,实际情况真的是一床难求吗?据市卫生局调查显示,去年,全市分娩量为19万人次左右,二、三级助产机构床位共3593张,按每床每年承担60人次计算,这些床位大大超过19万人次。市卫生局妇幼与精神卫生处处长吕璠表示,“其中并非真正的一床难求,而是最近的那张床可能被忽略了。目前,三级医院一个床位承载了60至70人次,二级医院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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